敦煌吐鲁番文献“最后的宝藏”回归中国姓

敦煌吐鲁番文献“最后的宝藏”回归中国姓

首次在敦煌吐鲁番写本中发现的唐代写本《古文尚书 · 商书 · 汤誓》。资料图片

敦煌吐鲁番文献“最后的宝藏”回归中国姓

吐鲁番地区首次发现的《列子》,虽然只有2行,但内容与敦煌本不重合。资料图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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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唐写本《观世音经赞》,用37件残片缀合而成,图中编码为其中13件。与敦煌本内容高度一致,但吐鲁番本有所节略。对于复原原典全貌以及进一步研究北宗思想,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。资料图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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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》

王振芬 孟宪实 荣新江主编 中华书局

敦煌吐鲁番文献“最后的宝藏”回归中国姓

2015年8月,整理团队赴旅顺博物馆查阅原件。资料图片

  【光明书话】

  2020年11月,王振芬、孟宪实、荣新江主编的《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》(以下简称《旅博文献》)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。这批文献被学界誉为“敦煌吐鲁番文献中‘最后的宝藏’”,从新疆到日本再到旅顺,历经沧桑,终与世人相见。12月20日,新书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召开,与会专家无不给予高度评价,认为这是敦煌吐鲁番研究的“里程碑式的成果”,创造了敦煌吐鲁番文献整理的新标的。

  百年前,我们无法主导流散文书回流,甚至无权给予统一名称——时至今日,比“敦煌吐鲁番文书”这一泛指更加清晰的,是“英藏”“法藏”“俄藏”“德藏”“大谷”等以收藏地或攫取者命名的简称,“旅博文书”的命名为中国在“敦煌吐鲁番文书”的所有权正名。“旅博文书”总计26000片的文献残卷,有着多方面的学术价值,印证了古代丝绸之路,同时阐明了中华文化的传播与影响。

  1.从“大谷文书”到“旅博文书”

  出土于新疆的汉文文献,何以入藏旅顺博物馆?这要从上世纪初开始追溯。

  自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,敦煌文献被发现并开始外流,开启了一段陈寅恪所说的“吾国学术之伤心史”。瑞典斯文赫定、英国斯坦因、法国伯希和、俄国奥登堡等一批批“探险家”接踵而至,疯狂攫取中国的文物。新兴的东方国家日本也不甘落后。1902—1914年,日本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大谷光瑞率队,先后对中国进行了三次“探险”,足迹涉及新疆、甘肃、云南等地,劫掠了种类繁多、数量巨大的文物,统称为“大谷收集品”。其中,古文书一类称作“大谷文书”,大多出自新疆吐鲁番地区,少数来自新疆库车、和田等地的古代遗址、墓葬,还有一些来自敦煌。这是中国文物伤心史的一部分。

  像走散的孩童一样,“大谷收集品”在远离故土、运抵日本后几经辗转。第一批文物,分存于日本西本愿寺和当时的帝国京都博物馆(今京都国立博物馆)。1944年,大部分纸本文书归还了大谷家;其他文物卖给了木村贞造,20年后又转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。第二、三批文物,1908年后存放于神户六甲二乐庄;1914年,二乐庄卖给政商久原房之助,存放的文物再度分家,一部分于1916年5月运抵汉城,卖给朝鲜总督寺内正毅,最终落脚朝鲜总督府博物馆(今韩国汉城国立中央博物馆)和朝鲜原德寿寺宫石造殿。另一部分,分两批运抵旅顺,先后进入大谷光瑞在旅顺新市街的住所。1925年11月,大谷光瑞因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,将“大谷收集品”卖给当时的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所(今旅顺博物馆)。1945年日本战败,这批变卖的文物以“战利品”的身份被苏联接管,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,才最终留在旅顺博物馆。这其中,包括如今整理出版的“旅博文书”。

  从新疆到日本再到旅顺,这批文献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漂泊,终于回流本土,其结局令人欣喜,其过程充满了偶然。近代中国无力改变文书流散的命运,无法主导其回流,甚至无权给予统一名称——时至今日,比“敦煌吐鲁番文书”这一泛指更加清晰的,是“英藏”“法藏”“俄藏”“德藏”“大谷”等以收藏地或攫取者命名的简称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以“旅博文书”指代旅顺博物馆所藏文书,从而与日本所存“大谷文书”加以区别,标志着回流本土后的独立身份,为中国在“敦煌吐鲁番文书”的所有权正名,标志着当代中国在国际敦煌吐鲁番学领域占领了新的高地,也是学人走出“伤心史”的坚固阵地。

  2.不负国宝,走出“学术伤心史”

  “旅博文书”为何时至今日才得以全面公布?

  实际上,在《旅博文献》出版之前,“大谷收集品”中的文书整理、研究工作已开展近百年,可分为三个阶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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